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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一夕之间，大褚朝堂上的风向不知不觉的变了。开始磨刀霍霍向猪羊——哦，不，是向突厥。
永安帝在没登基之前，便是大褚朝几位皇子中战功最为彪著的擎王殿下。甚至说他的军功连朝中泰半大臣都是心服口服的。永安帝既以军功封王，后更赖此一举称帝，其内心深处自然向战之心更盛。
而擎王府出身的那些潜邸旧臣，也都是尝到了军功封侯的好处的。只是先前大褚建国不久，天灾*致使国力积弱，所以不得不对兵马强盛的突厥施以怀柔之策，以重金贿之，以珍宝安抚之。这才换取了短暂的几年和平，如今在经过了这么些年的休养生息后，在突厥濒临内乱之时，大褚君臣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战。
于是以卫国公薛绩为首的一干朝臣越发忙碌了。
薛衍在国子监读书时，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影响。他发现国子学和太学学生的清谈和辩难已经从儒家经义转换成了边防之策。不过相同的却是薛衍仍旧听不大懂那些之乎者也的掉书袋。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当你不能适应周围环境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改变它。薛衍既然听不懂那些经史文章，所以他便选择不听——他可以看。
于是在薛衍包藏私心的努力下——第一份《国子监辩论报》新鲜出炉。
薛衍的意思很好懂，你们不是喜欢清谈、辩难么，不是喜欢写策论来彰显自己的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么。反正你们说的我也听不懂，而且你们总是说说说也浪费时间，莫如大家都放弃空口凭说，把自己想说的话落在笔头儿上，既可以练习写策论文章，又能在写文章的时候更好的引经据典，温习学问。而且对方在针对你的论点提出质疑的时候，也能字斟句酌，咬文嚼字，不怕你说了不承认。
最最重要的一点——在《国子监辩论报》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和论点，都必须在文章最后附上引用的经史子集。这么一来，不但是这些国子监的学子们更能掌握经义，连薛衍也能趁机按图索骥，将他们引经据典的内容找出来通读一遍。时日长了，不愁学问不能增益。
#机智如我，真是连自己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提薛衍如何沾沾自喜，且说国子监的祭酒并一干教谕看到了第一期的《国子监辩论报》之后，也为之称奇。先时还只是拿过辩论报草草翻阅，以图掌握学生们的学习进度。而后有的教谕在看到某些论点时，亦心痒难耐，甚至亲自操刀上去辩论。
教谕们的学问自然是比学子们的学问更为精进的，所以当教谕把策论发到辩论报上之后，很有一些学子被问住了，不得不绞尽脑汁的翻阅前人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也有其他的教谕看过了，持不同观点，忍不住写文辩驳的。
一来二去，“战火越烧越旺”，甚至还惊动了朝中官员大儒，也都写文章探讨学问。甚至探讨对朝廷颁布的某些举措的看法。
薛衍最初开创《国子监辩论报》，只是为了方便自己查阅经典，快速熟悉这些同窗们掌握的知识。所以最开始也没想到以此盈利，掌控舆、论什么的。因而他只是“伙、同”蒋七郎、许六郎、王士泽、张子游等人搜集了课堂上某些学子们的发言。基本上就是国子学的搜集国子学的，太学的搜集太学的。然后由薛衍在国子监教谕当天教导的功课中，选摘出几句话，叫众人寻找学问好的学子针对这些话写出文章来，再拿回去叫卫国公府闲着无事的同僚们抄录在辩论报上，再拿回来发给各位学子。
因为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这些辩论报基本上都是一班一张。大部分太学的学生则会将新出的《国子监辩论报》自己拿回去抄录，少部分国子监的学子因不差钱儿，会拿钱给寒门学子叫他们帮忙抄录，这些都不在薛衍的关注范围内。
可是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学生扩展到教谕，从国子监波及到朝堂上，卫国公府抄录《国子监辩论报》的人手和国子监中兼职抄录报纸的人手就明显不够用。
这些问题经由许六郎、蒋七郎和王士泽等人的口反应到薛衍面前。于是薛衍在同诸位国子监的学子们商讨过后，将原本免费发放的《国子监辩论报》改成十文钱一份。这些钱则用来办报纸——
其实最开始，以薛衍穿越者的思维，是想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来印报纸的。大褚此时已经有了印刷术，很多佛家的经文便是通过印刷版散与众人，从而达到传道的目的。
然而当薛衍提出这个办法后，却遭到了众学子的强烈反对。原来这会儿虽有雕版印刷术，但因技术所限，民间的小作坊印出来的东西质量并不好，朝廷倒是有专业的雕版印刷机构，但是薛衍总不好为了丁点小事去麻烦永安帝罢？
何况听那些国子监同窗的话音儿，大家普遍认为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出来的文章比不上亲手抄录的，简直“有辱斯文”。
既然上升到了这么样的高度，薛衍也懒得自找麻烦。于是便在国子监中广发布告征集愿意抄录文章以赚取润笔费的寒门学子，然后再以十文钱一份的价格卖给诸位同窗、教谕以及朝上愿意凑热闹的那些大人们。而那些寒门学子，也乐得有这么一份“清贵”的兼职——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触类旁通，熟读经义。毕竟现如今能被选到辩论报上的文章，不是当朝大儒撰写的，就是言之有物，立意新颖。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寒门学子们更是又痛苦又快乐的一头扎在抄录文章的苦海中。
薛衍的这一番举措倒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只可惜好景不长，渐渐的《国子监辩论报》的影响力涉及长安周边，其他州学县学的学子乃至县衙府衙的官员们也都托人来买报纸。这么一来，薛衍征集的这些“人工”明显又不够用了。而且从人工抄录辩论报所耗费的时间上来看——因为国子监每天的课上都有清谈辩难，所以原本的出报时间是一天一期。后来人多，便成了三天一期，再后来又拖到七天一期。现如今是十天一期……却仍然出现了头一期的辩论报还没抄录完全，下一期的策论投稿都已经交上来的窘境。
到最后连忙着朝廷备战的永安帝都惊动了。得知薛衍搞出来的大动静后，永安帝哭笑不得的说了句“不愧是朕家子侄，去国子监念书也能鼓捣出这般动静”，于是又将薛衍召入宫中好一番盘问，薛衍在永安帝和诸位臣工的诸般压榨下，昏头涨脑的说了些诸如“报纸便是朝廷的口舌”“此乃教化之功”“可以操控舆、论”之类的论点。永安帝与诸位朝臣商议过后，御笔亲批，倒是允了薛衍将《国子监辩论报》拿到朝廷去刻印。
薛衍托了《国子监辩论报》的福气，倒是头一次感受到大褚版的雕版印刷术。结果前前后后来了几次后，薛衍也有些受不住朝廷的大手笔了——无他，一则费钱，二则费时。
毕竟所谓的雕版印刷术，乃是朝廷将所要颁布的文典着熟手匠人刻录在铜板上，一一印刷。如此一来，倘若是印寻常的经史子集也还罢了，总是有模子的，倘若是印《国子监辩论报》这种每天内容都不同，却要印海量份的，一则难为匠人们要天天刻录铜板，这便是费时费力，而且浪费了好多铜板——用一回就不能再用了，实在费钱。
所以就算《国子监辩论报》的读者们全都殷殷期盼着，被送到了工部采用雕版印刷技艺的《国子监辩论报》还是不能天天按时发放——原因无他，盖因刻铜板的熟手匠人们最快的速度也只是三天刻出一块铜板罢了。而且这些匠人们辛辛苦苦刻出来的内容，也只是用过一次就不能用了。
看的薛衍心里淌血般的难受。转身便向工部主事询问道：“为什么不想办法，将那些字一个个抠下来，然后按照所写内容拼好再印刷。如此一来，岂不是能省好些事儿？”
永远不要小看古代劳动者们的智慧。薛衍不过是一句刻意的话，果然惊醒梦中人。工部主事当即放下所有事务，缠着薛衍一一问询了话中之意。而薛衍也在青铜手镯中翻出有关活字印刷术的大部分内容，就工部主事的问题答疑解惑。
当晚，工部主事便召集了所有工部的官员，商议了什么薛衍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他们点灯熬油的努力了几个月，果然攻克了活字印刷术这个难题。
而在活字印刷术成功发明之后，首先受益的便是《国子监舆论报》——终于能一天一次的印刷出来了。其次震动的便是朝野上下。盖因国、朝最重“教化之功”，活字印刷术一出，首先影响的便是读书人。于是永安帝同诸位臣工商议过后，即刻下令活字印刷术的“使用权”归朝廷所有，民间一概不许使用。
并且将参与活字印刷术的工部官员和匠人们全都掌握在长安城内。“无诏不得出入长安”。
朝廷此道政令一出，旁人犹可，唯独藩王封地不大满意，纷纷上奏，请求永安帝将活字印刷术的制作流程公开，以此“教化万民”。不过永安帝却以“当务之急乃备战突厥”为借口，懒得搭理这些藩王们。
而此时，朝廷上的风向薛衍却顾不上关注了。因为他被另外一件麻烦事儿缠上了。
事情还要从工部刚刚“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始说起。
四月二十六是镇国公股魏无忌的生辰。作为魏子期的至交好友，薛衍当然要给好友他阿耶精心预备一份生成礼物。奈何魏子期自己这个当儿子的，都想不到太好的点子。
所以在薛衍问魏子期的时候，魏子期只能一脸茫然的说出了几个选择——不外乎是古籍孤本、古董字画一类，特别没有新意。
于是薛衍便提议，可以将镇国公魏无忌这么多年谢过的诗词文章搜集起来，用活字印刷术刻印成集，虽说银钱上比不得那些古籍孤本，古玩字画，但是更有新意，也体现了魏子期和他的心意。
魏子期也觉得薛衍的这个提议很好。所以便回家，偷偷从书房里搜罗了镇国公当年写过的，自觉满意的诗词文章，交给薛衍。薛衍又悄悄的用活字印刷术刻印了，待到镇国公生辰这天，交与镇国公为贺礼。
结果这么一下下便捅出“篓子”来了。